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8. 為生命點一盞燈


  新買的唱盤接上唱頭以後,我用奧圖.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開聲。接在十二吋唱臂上的Audio technic,乃摰友康樂所贈。

  當《田園》第一樂章自揚聲器傳來,優雅的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此呼彼應地對話著,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這是我最常聽的兩次《田園》錄音之一,另外一次是卡爾•貝姆(Karl Boehm)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奏。

  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音響重播系統聽到比較「對」的聲音,那種感覺實非語言或筆墨所能形容。長久以來,我在音樂廳與音響重播系統之間冀期找到溝通的橋樑,不意這一程路卻走了十幾年,現在總算聽到差可接受的聲音,有如看到清晨的第一線曙光。我既非音響派發燒友,亦不是音樂廳的絕對擁護者,只是一位平凡、普通的愛樂人,既無暇也無錢常上音樂廳聆聽現場演奏,又不肯完全用罐頭音樂填補音樂生活,於是徘徊於現場演奏和罐頭音樂之間的旅程漫長而辛苦。我很高興終於找到了自己喜歡的聲音,而且是距離真實樂器不太遠的聲音。對我而言,罐頭音樂最多只能達到接近現場演奏的五、六成,所以長久以來並不是很用心地調校音響重播系統。心裡老想著反正是魚罐頭,就算用最好的黑鮪,亦仍然是魚罐頭。最好的黑鮪應該拿來做生魚片,而且吃的時候最好不沾芥茉。不過生活裡不可能天天吃黑鮪生魚片,偶爾吃吃沙丁魚罐頭亦聊勝於無,這就是我的音樂與音樂觀。

  可是這回卻為何要費心架構我的音響?而且是類比而非數位系統?實在是愈來愈數碼化的訊源使我覺得愈來愈遠離音樂本質,那種把聲波切割成十六等分或二十四等分,用零與一符號取代類比訊息的做法,在不斷強調高解析力之下,管弦樂變成薄薄的一片,缺少立體浮凸的活生感,讓我再次想望重回類比系統的懷抱。《田園》的風光明媚自揚聲器緩緩流瀉,我宛然回到了童年的歲月,清風徐來,樹影搖曳,小溪潺潺流過故鄉花蓮鯉魚尾的那片田。

  在德奧系統的指揮家中,克倫培勒和貝姆是我最喜愛的了,他們的指揮帶有傳統德奧音樂的從容,結構雄偉,弦樂溫潤,木管優雅,雖然在深層意涵上兩人略有所異,貝姆較具人性的光輝,表現較多的傷春悲秋;克倫培勒多一些自然和神性,其低音弦樂部的雄渾有如盤石般穩固,在內行人眼中是貝多芬交響曲的最佳代言人。美國紐約時報著名樂評人荀伯格(Horold C. Schonberg)曾指出克倫培勒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曲是一種原型(archetype),其他指揮只能在這種原型中增增減減。雖然這個說法可能引發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和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engler)支持者的不滿,不過我倒頗覺心有戚戚。

  當轉盤轉出動人的生命樂章,高音弦樂部和木管此呼彼應,引領我進入貝多芬的生命。雖然對愛樂者而言,貝多芬是生命奮鬥的象徵,不過卻也亦非全然如此。以交響曲而言,他的第三、五號固然充滿生命的奮鬥,但接近的海頓第一、二號,靠向莫差爾特的第四、七、八號,仰望人性光輝的第九號,並不都以奮鬥為主題。因此,貝多芬可以說是面向極廣的作曲家,蘊涵生命的種種可能,其中尤以第三、六、九號交響曲最貼近我的內心,這也是為什麼我用《田園》來為新唱盤開聲的緣故。

  溫潤結實的管弦樂彌漫整個客廳,午後陽光斜斜自窗帘灑入,我的心情真是愉快極了。並不單純是因為音樂的緣故,而是牽連著和音樂相關的一些人和事,使我感受著人世的溫暖與情義,樂音因而更溫暖起來。是了,正是LP溫暖的聲音,使我遠離冰冷的CD,回到人性的光輝裡。接在十二吋唱臂上的唱頭,是摰友康樂所贈。一九八三年秋天康樂自美歸來,帶著幾箱書、幾疊唱片、一套音響和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的頭銜。彼時甫告別軍旅的我,來到指南山下重拾讀史學文之路,預擬研究的主題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大學時代的老學長張榮芳帶我去見康樂,介紹我說是東海歷史系學弟中認真好學的小老弟。那天約在台大對面的一家海產火鍋店見面,喝了點小酒,談些什麼已不復記憶,大約不外是要我加強社會科學的訓練之類,五十歲這一代台灣史學工作者極強調這方面的基本素養,康樂尤是其中的身體力行者。後來他和妻子簡惠美將許多韋伯(Max Weber)的著作譯為中文,並主持一項大型翻譯計畫,對西方學術名著中譯獻力甚多。不過這方面的工作我並未追隨,一方面是外語能力不足以勝任,再者也是太懶。而且因為種種緣故,我後來也沒有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改做現代學者的古史研究,進而轉向史學史與學術史領域,但這並不影響後來與康樂間的情誼。

  事實上,一九八三年那次見面並非我與康樂的初會;更早以前,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負笈東海,到大度山報到當天晚上,幾位二年級的學長姐說要帶我們去看康樂哥哥。彼時康樂甫獲台大歷史碩士學位,返回母系擔任講師,同學以康樂哥哥稱之,可能是因為前一年寫論文時祁樂同老師請他擔任系上助教的緣故。那天晚上一大夥人簇擁在東海教職員單身宿舍男白宮靠近草地的康樂住處聊天,我記得屋內掛了一盞白色的中國大燈籠,發出溫暖的暈黃燈光,有一種回到舊時情懷的氛圍。學長介紹我是新生中最小的男生,康樂說了句:「那不是豬小弟嗎?」因為我念書這一屆生肖屬豬,雖然以農曆計算我是狗尾巴,但被康樂這句「豬小弟」一喊,「小弟」竟然成為我大學時代的綽號,甚至到大四時,低年級的學弟妹仍喊我「小弟學長」而不名。畢業二十年後的同學會,班上一位叫「小不點」的女生,見了我仍叫「小弟」,令人不禁莞爾。一個四十歲的「小弟」,大概早已變成「老哥」了。

  康樂當年開隋唐史,我們大一新鮮人不能選,只是常常看到他戴頂大草帽在校園走來走去,有時旁邊還有漂亮女生同行,令人羨慕極了。等到升上大二可以選中國斷代史課程時,康樂已經到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隔年康樂返回東海,在中國現代史課堂上為我們介紹紹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擔任這門課的林載爵老師是他大學同班同學。對大二的我而言,年鑑學派似乎僅止於浮光掠影,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記得好像講了皮欒(Henry Pirrene)和布洛克(Marc Bloch)到斯德哥爾摩開會,選擇參觀市政廳而未先前往博物館的故事。許多年後當我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布洛克這段故事時,當日情景似乎又浮現眼前。總是這樣瑣瑣碎碎的記事,牽連著二十年的雨露風霜。許多當時覺得有如天崩地裂的大事,如今已不復憶,卻是瑣事點滴歷歷如繪。一九八三年再見康樂時,這些我銘記心版的事對他其實已是飛鴻雪泥,不計東西,對我而言卻是成長的印記。人與人的情分,總在似有若無間。

  千禧年前的一個秋日,康樂臨時約我共進消夜,小飲一番。因兩人住處甚近,步行僅三分鐘,乃時相過往。杯飲之際我問康樂家裡的收音擴大機是否尚在使用,康樂說現仍服役中,問我為何有此一問,我答說想弄一部簡單的唱盤,聽手邊珍藏多年的黑膠唱片。康樂表示他返台時攜回的老唱盤或許可以一試,於是康樂的唱盤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常常想,人和人的關係真是微妙,我才計畫找一個類比唱盤,就有了一個現成的。於是我把唱盤搬回家,插上電,轉盤還會動,我想調校後應該可以唱出聲音吧!因為對唱盤並不熟悉,只好搬到音響店做各種測試。這部唱盤出自日本松下電器的副牌Technics,為全自動直驅式軟盤,接上德農(Denon)的S型唱臂,唱頭為Audio Technic,在當年是相當高級的動磁式的唱頭。但因年代日久,在音響店進行行調校時,換上了一顆普通的廉價唱頭。唱盤發出聲音來了,溫溫的,帶著老唱片的炒豆子聲,這就是我的第一部類比唱盤。

  換下來的唱頭鎖在透明塑膠片上,擱在書桌右邊第二格放置各類音響調校工具的抽屜裡,裝上新唱頭的唱盤則在我的音響系統繼續服役。康樂將三十年來收藏的黑膠唱片清理出來,要我去拿,幾十張唱片提在手上還真有些重。這些唱片不乏錄音史上的名盤,諸如祖賓•梅塔(Zubin Mehta)指揮的普契尼(Puccini)歌劇《杜蘭朵公主》,這是三十年來雄倨美國發燒天書TAS榜上的名片,在音樂和音響族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這也是我最喜愛的一次《杜蘭朵公主》錄音,其中〈公主徹夜未眠〉一段,尤令人動澈心肺。康樂說這套唱片是當年在耶魯念書時同學兼室友潘美拉(Pamela)所贈,潘美拉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專家,一九九九年曾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會,康樂夫婦陪同遊烏來洗溫泉,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當時我諸事煩瑣,南北奔波,終致緣慳一面;後來她的前夫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既已時移事往,亦無庸細述。我在唱片內套找尋潘美拉的簽名,並無所得,連康樂的簽名亦無,我只好自行註記,略述因由。帕爾曼(Itzhak Perlman)和阿胥肯納吉(Valdimir A. Shkenazy)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是英國《企鵝評鑑》指南三星帶花的版本,長期為愛樂者所蒐尋、珍藏,這個版本被列為一九七○年代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的代表;和一九五○年代代葛羅米歐/哈絲吉爾(Arthur Grumiaux / Clara Haskil),一九六○年代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歐柏林(David Oistrakh / Lev Oberin)的錄音鼎足而三,早已名垂古典音樂錄音史。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指揮柏林愛樂的一九七○年代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他一生五次錄音《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中的第四次,評價雖不若第三次錄音的一九六三年版,卻亦是版本比較中不可或缺的演奏,而且也不像一九八○年代以後的卡拉揚,因過度講求音響效果,而忽略了貝多芬音樂的本質。康樂最念茲在茲的是愛爾蘭長笛演奏家高威(James Galway)吹奏的日本民謠集(Song of the Seashore and Other Melodies of Japan),以及林克昌/西崎崇子/名古屋愛樂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高威的日本民謠集包括一般人所熟悉的〈荒城之夜〉等曲目,長笛的音色溫潤而厚實,殊無金屬味,部分樂段以古箏加管弦樂伴奏。由於大部分樂段以五聲音階寫作,高威的長笛吹奏方式,亦略帶日本尺八洞簫的悲涼。康樂說高威的日本民謠集是返台前赴紐約與友人話別,友人播放這張唱片,康樂聽了很喜歡,朋友即持以相贈,頗有寶劍贈名士的古意。我想起康樂家掛在客廳牆上的一幅字,乃其業師在他返國時所書贈梁啟超的一首詩:「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歡騰欲語誰?民族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那一代人的那一代事,蘊涵著舊時風範,點滴在心。《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曾是海峽橫斷年代,台灣青年學子嚮慕中國情懷的印記,似乎是四、五十歲友人們的共同記憶,傳自二胡的小提琴主奏旋律,由五聲音階所衍化,有一種悠遠的情懷。而康樂送我的這些唱片,延續了上一代人的情義,卻是千言萬語道不盡。

  撰寫博士論文那段時間,康樂每周或隔周便邀我共飲,兩人對飲完一瓶威士記後各自安寢。直到我完成論文謀得教職,兩人再度共坐對飲,我發現康樂喝沒多少酒即停杯,乃問何故?康樂笑答當時是捨命陪我,如今何須同量對飲。想來我真是其蠢如豬,長者厚愛如此,卻猶懵懂不知。如果真算輩分的話,康樂當然是我的長輩,他的同學是我老師,我只因當年班次太低無緣受業門下,惟其妻惠美與我同歲,且有許多共同的同學朋友,乃未依年歲論輩,稱康公而不名。

  換下來的舊唱頭在抽屜躺了很長一段時間,終於在我買了新唱盤之後再次登場。本來計畫新唱盤要接一顆動圈式唱頭,臨時找不到合意的(合意的當然有,價格太貴負擔不起,且有玩物喪志之虞),於是把因擱置太久而略微發霉的二十年老唱頭取出,接在德國梭輪斯(Thorence)唱盤上,方在調校之際已發現音質溫潤而結實,正好符合我對英響的基本要求。待調校完竣,用克倫培勒指揮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開聲,溫潤多汁的弦樂頓時彌漫整個客廳,當雙簧管、長笛與第一小提琴展開對話,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穩穩地襯底,開闊的音場,平衡的聲部,精準的定位,使我不敢相信這是被我換掉,擱置在抽屜蓋有時日的二十年老唱頭。

  歲月倏忽而逝,初識康樂迄今已逾二十載,從論道問學到唱片相與還,受多施少的我,有朋若此實託上蒼之眷顧。唱盤傳來《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雨過天青雲破時的明媚風光,縷縷細述人世的好山好水好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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